【活動報導】「新亞洲佛教史」新書發表會
- 會議資訊
- 活動名稱：「新亞洲佛教史」系列新書發表會
-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研究員
- 評讀人（※按議程排序）：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胡頎博士
- 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黃庭碩助研究員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簡凱廷助理教授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洧廷博士生
- 時間：2024/03/01(五)14:00-17:00
-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GC103階梯教室
- 會議形式：實體+線上
- 主辦單位：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 合辦單位：中華佛學研究所
- 撰寫者：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生 林悟石
既為「新亞洲佛教史」，其「新」何在？環繞著這個議題，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學與哲學研究所．廖肇亨研究員所主導與主持的評讀團隊，即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簡凱廷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黃庭碩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胡頎博士、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洧廷博士生，共同展開了該系列的新書發表會。
1972起，由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岡秀友等學者所主編的「亞洲佛教史」叢書於佼成出版社陸續出版。在時隔35年的2010，同樣由佼成出版社，出版了奈良康明、沖本克己、末木文美士、石井公成、下田正弘等人主編的「新亞洲佛教史」系列叢書。這次所選的發表書目，乃由日本佼成出版社，辛如意老師翻譯，法鼓文化出版的「新亞洲佛教史」系列中的日本佛教史四冊以及韓國、越南佛教一冊：
儘管這次發表主要聚焦於日本佛教方面，但主持人與四位評讀人仍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視野，比較了「亞洲佛教史」與「新亞洲佛教史」之間的異同──無論是整體鳥瞰或個別比較，都體現了日本學界於該領域中在史觀及其背後典範上的變化。如黃庭碩助研究員即整體比較了兩系列各區域的篇幅與結構差異，指出在新、舊亞洲佛教史系列之間，日本佛教的比例有著明顯的縮幅，並且原本被忽略或次要的地域則更加重視而獨立成冊，這代表著更多地將佛教放入整個亞洲的視域中的傾向：
《亞洲佛教史》（《アジア仏敎史》）20卷（1973-1976），
- 日本編9卷
- 印度編6卷
- 中國編5卷
《新亞洲佛教史》（《新アジア仏教史》）15卷（2010-2011），
- 印度3卷
- 斯里蘭卡／東南亞1卷
- 中亞1卷
- 中國3卷
- 西藏1卷
- 朝鮮半島／越南1卷
- 日本5卷
在介紹日本佛教史方面，三位評讀人的共同重點圍繞在對過往中世與近世佛教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定位、兩時代的關係等議題上，進行全面的重省。其中的關鍵則是黑田俊雄──在當時是典範的反省者。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 民治維新以降，在對全面西化政策的反省下，尋覓日本文化的獨有根源以及嘗試超克西方文化帶來的民族自卑感，並認為日本文化與佛教特色為一種無個人的「一切平等」觀，並與當時日本的軍國擴張主義合流，代表人物如花山信勝，還有支持日本靈性論的鈴木大拙與京都學派的西田幾多郎。
- 二戰後，延續著作為「戰時異音」而不同於前述意識型態的家永三郎的研究，學界將舊平安宗派與中世時期新興的鎌倉宗派的重新理解為「新/舊佛教」與「貴族式/平民式」的模型──這種史觀也進一步造成了對中世佛教的重視以及對近世佛教的漠視。
- 1975年，在原勝郎、石田母正的日本中世史的研究基礎上，黑田俊雄反省了預設「中世宗教在中世歷史必定扮演重要功能」的觀念，提出「顯密體制論」，以顯密佛教來至稱平安舊佛教，並認為這些宗派在平安末期轉以莊園制的權門寺院形式，而在鎌倉時期延續了其主流地位；相對的，鎌倉新佛教則被其定位成一種改革甚或異端，並非如前者所想像具有主導與開創地位。
- 是晚近的研究，也是新亞洲佛教史所主要立足的觀點。延續著黑田俊雄的轉向，並結合文化史轉向、後現代思潮，因而更加著重民眾文化的發展、微觀的研究視角、跨學科的研究進路，例如末木文美士提出的，佛教學參與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性。
個別方面，首先由胡頎博士負責介紹《日本 I：日本佛教的基礎》一書，指出該書對應的時代與內容為前版亞洲佛教史系列中的「鎌倉仏教」三冊，並簡述了該書內容，如佛教傳入日本的年代、佛教日本化的過程、緊密的政教關係的形成、神佛習合的產生等等。除此之外，胡頎模式更簡要地回顧了兩系列在日本史方面的主要構成差異：近世的篇幅增加，而古代的部份則相對縮幅。胡頎博士並進一步指出，這反應了新亞洲佛教史系列的執筆者對於過往系列中所抱持的「近世佛教墮落論」的重省，以及在方法上打破宗派壁壘以及跨際的研究進路，亦在問題意識上反省了「日本原形」為本具的預設觀點。其中亦提及了該書上島享對於黑田俊雄的反省，比方過於重視密教而忽視顯教的作用、並未釐清古代佛教與中世佛教的實際差異、未將神佛習合等議題放入討論等等。
黃庭碩助研究員報告的書目為《日本 II：蓬勃發展的中世佛教》，並透過於該書收錄的「特論〈變化中的日本佛教觀〉」一文，進一步補充了胡頎博士提到的日本中世與近世佛教的重新定位與史觀背後的學術史發展與知識史脈絡等方方面面的更多細節。並在最後將該書提到的諸多議題，嘗試放到中國佛教的研究脈絡中去提問，諸如中國佛教在中國宏觀歷史的不同時代扮演的角色為何；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社會實踐以及宗派分工為何；相對於作為「異端」的鎌倉新佛教的新興，中國少有「異端型」的佛教宗派，是否因為教權被政權收編等問題。
簡凱廷助理教授負責介紹時代分別對應1573-1867年與1868-1971年的《日本 III：民眾佛教的扎根》與《日本IV：近代國家與佛教》兩書。關於前書，簡凱廷助理教授透過該書中林淳所寫的序，一方面回應了前述提及的中世佛教史研究的轉向，以及「近世佛教＝墮落佛教」的反省。在此反省下，比起過往重視義理、思想與所謂的「正統佛教」的研究，可以發現的是該書更嘗試於目前所保留的龐大近世史料，進一步從廣博的視野來反省過往被忽略的研究課題，例如民間乃至地下流傳的佛教實踐、佛教寺院組織及其制度、政教權間的實際互動等等。簡凱廷助理教授並提及，自己亦受到此一轉向的啟發，進而留意到江戶時代時被斥為佛門異端的別當乘因如何詮解蕅益智旭等議題。
關於後書，透過該書佐籐弘夫所撰寫的序言，指出本書的幾個重點，包括前述戰後以中世為日本佛教最高峰的史觀之反省；過往日本在以西歐為標準的「現代化」追索及其焦慮下所導致的廢佛毀釋運動；傳統教團與現代公教育之間的競合關係；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大量諸如公文書等過往所忽視的史料；戰前、戰時日本的海外侵略下的日本佛教；新興佛教教派的浮現與發展，如日蓮宗及其在家主義傾向等等。簡凱廷助理教授並強調此兩書比起過往，以更宏觀的世界史視野來解讀日本以及日本佛教。
韓裔的任洧廷博士生則負責評讀《朝鮮半島、越南：佛教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布》一書。任洧廷博士生提及，該書約八成內容聚焦於韓國佛教的發展脈絡，並簡述韓國自最早佛教傳入的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時代時，其中三國何方具有優勢，則取決於何方佔有漢江而得以作為文化媒介的佛教與中國、日本交流。在三國輪流興盛的時代下，任洧廷博士生特別介紹了現代重要的東亞佛教研究文獻的基礎，即成書高麗時代、現存於海印寺的《高麗藏》。接著解釋書中對高橋亨主張的朝鮮時代僧人地位低下的「八賤說」的反省，指出在朝鮮時期，僧人內部仍有階級之分，而達總數三分之二的中、高位階者（良僧）仍舊受到民眾的尊敬與國家一定程度的保障。最後提及十八世紀起，韓國僧人地位受獨尊儒教的政策影響而急轉直下，甚至與一般人要服同等的勞役，進而導致佛教的沒落──然而，此情況已經在現代改變甚多。越南佛教方面，則簡述越南是以漢譯佛教為基礎的大乘佛教為主流，但南部仍有高棉系少數民族信奉柬埔寨式的上座部佛教傳統，並且也盛行受到佛教影響的地域性新興宗教。
主持人廖肇亨研究員在回應中強調，此系列的日本佛教史研究，稍異於以哲學與思想為主的研究進路，相當著重於奠基於扎實的史料研讀與佐證。再者，與前系列相比，該系列的特色是囊括更多不同學科的專家學人共同撰寫，並反省了過往以線性發展為基礎的傳統典範，例如該系列涉及江戶佛教的詩僧及其作品，就已經別於過往提及詩僧僅僅涉及五山時代的觀點。廖肇亨研究員並補充，這種「近世佛教墮落論」並不僅僅存在於日本，包括中國乃至越南都有類似的現象發生，例如荒木見悟先生就是在方法論上反思中國佛教的近世墮落論的重要先驅。廖肇亨研究員並進一步提醒，日本的佛教研究影響了當代的佛教研究的諸多觀點與預設，例如因日本佛教的宗派觀的移植，而產生了宗派間涇渭分明的誤讀，譬如認為中國佛教史中也有一獨立的淨土宗派存在。另外，廖肇亨研究員並呼籲，相比過往日本佛教史觀有著史觀典範的反省，但反觀中國佛教史似乎連明確的典範都尚未確立，因此還需要學人共同努力。
計畫主持人林鎮國特設講座教授則回應，東亞近世佛教一方面是世界性的，例如無論是在日本、中國乃至越南，佛教都與耶穌會有著對論或互動；再者，東亞近世佛教並不僅僅是一個客觀歷史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毫無關係的，而是與當下的我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林鎮國教授並提及，日前到韓國首爾參與東國大學韓國佛教學會的年會，並以此反觀臺灣目前還未有佛教專門的研究學會成立，最相關的也僅是90年代成立臺灣宗教學會，並呼籲現下需要成立一個臺灣佛教學會以整合學術資源與動能。
最後，簡凱廷助理教授並簡要介紹了林鎮國教授與簡凱廷助理教授聯名主編、中華佛學研究所甫出版的論文集《側寫江戶佛教思想》，除了提及該書收錄了多篇目前不見於一般藏經的珍稀文獻外，更指出該書在知識史與學術史上的嘗試，是展現當今影響國際學界的諸多日本的佛教學術研究的框架，是如何於江戶時代在印刷文化的興盛與文獻整理的風氣下逐漸成形。
顯然，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從「亞洲佛教史」到「新亞洲佛教史」，除了歷史的真相外，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是當任何人提出「某時代的佛教為興盛/衰微」時，其背後的判定標準為何，又為何採取該標準。竊以為，這種具有價值判斷的觀點並非是隱微的前理解，而是更明顯的價值觀的展露──或許，對日本中世佛教的高捧其實背後抱持著的是一種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懷想，就像被理解為崇尚理性與反儀式的印度「原始佛教」，或作為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的唐代。實則，這些觀點都已陸續被諸多學人反省──前者那樣的「純粹的佛教」（pure Buddhism）被認為是在理性主義思潮下建構出一個鏡映式的東方主義式想像，後者則被Peter Gregory等學者指出是日本佛教研究在信仰、學術與自我歸屬三者高度重合下的產物。於是，歷史詮釋也仍舊是一種脈絡於文化脈絡之中、視域於歷史視域之下、循環於詮釋循環裡的解讀。那麼，我們追索與尋覓的是佛教在歷史上的真實樣貌？抑或一套我們能夠接受，甚或更樂於接受的詮釋？還是一個我們自身觀點的鏡映？乃或是一個反應詮釋者背後的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材料庫？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隨類得解，也或許是永遠隱喻而持續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