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氣息、靈魂與正念(prāṇa, jīva and sati)－初期佛教與奧義書和耆那教之思想交駁
講者：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黃柏棋教授
主持人：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莊國彬教授
時間：09/08(五)14:00-16:00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GC103階梯教室
撰寫者：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生 林悟石

本場次為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法鼓文理學院特設講座計畫的「對論與方法」系列講會的第一場，也因此先由計畫主持人、法鼓文理學院特設講座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林鎮國老師進行開場與系列講會的宗旨說明。首先是「題解」，即為何為「對論」，又如何涉及「方法」。對此，林老師先是引述知名社會學家Jurgen Habermas對於對話與溝通的強調，並將焦點轉向印度文化傳統所重視的「論議」（vāda）──在印度，從同宗教到不同宗教的傳統之間都充滿著各種論議，且種種論議的背後，「方法」則是作為對話得以成功進行的共通平台與基石，也因此兩者是互不可缺與一體兩面的關係。再者，各種對論非但僅僅發生在印度，我們也能在其他佛教傳統的發展過程中看見──除了藏傳佛教的辯經傳統，漢傳佛教則有諸如護教論與三教對話的《廣弘明集》以及風格獨樹一幟的禪對話與禪公案。不啻於此，在當代，佛教傳統勢必要面對著許多現代的多元議題，諸如人權、性別與戰爭等等。在這些議題的背後，要與誰對話、以何種方法進行對話，都是今日佛教所需要正視的課題。循此，此系列講會分為「歷史篇」與「現代篇」，本季（2023年秋季）先從古印度為始，接著以相同主題循序漸進地觸及佛教在不同地域的發展，最後走入同樣充滿張力的現代。

接著在主持人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莊國彬老師簡單地介紹後，即由長年研究耆那教的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黃柏棋老師正式以「氣息、靈魂與正念：初期佛教與奧義書和耆那教之思想交駁」為題開始講會。

雖然主題本身看似是偏向思想史的，然而，在切入具體的觀念比較之前，黃老師首先是借鑒Johannes Bronkhorst的理論而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印度的都市化、經濟模式與摩揭陀王國的建立。在這些社會層面上的諸種變化下，幾乎對反於以往推崇村落生活方式、祭祀以及以「在家」為核心價值的婆羅門傳統的沙門運動於焉興起──此中的最主要的兩支即是耆那教與佛教。

黃老師接著進一步說明：對婆羅門傳統（以初期奧義書為主）而言，世界由氣息（prāṇa）構成，但這些都來自於梵（bráhman），也因此以「梵、我一如」為最終目標。接著，開始各別討論與分析耆那教與初期佛教對於氣息/生命、靈魂/我、念/意識等概念的差異──這也可以視為沙門運動的主要兩支對於婆羅門傳統的核心觀念的回應。

首先，初期佛教一反前者對於身體的重視，轉而強調身體的無常（anicca）性，並主張「無我」（anattan）而否定有一永恆不滅的自我（ātman），並認為行者必須於此時時警醒而為「正念」（sati）。並且，初期佛教更將婆羅門傳統中所注重的「氣息」轉為一種修行方式──即以呼吸為觀想的方式之一的念處（satipaṭṭhāna）。在此意義上，呼吸或氣息被客觀化為一種需要審慎觀察的客體，而非婆羅門傳統中作為主體本身或其一部分。

在耆那教方面，黃教授的討論則聚焦於與奧義書有著密切關聯的耆那教核心概念「活命」（jīva），或譯作「靈魂」。就奧義書傳統而言，包括具有神性（devatā）而作為個體的「活命自我」（jīvenā’tmanā）在內的一切生命諸相皆為同源。與對這種理論表示反對的佛教不同，「活命」的神聖性是耆那教靈魂觀的核心。然而，耆那教的「活命」又與奧義書所主張的梵我論不同，而是認為每個活命都是獨立而自足的個體，而這種靈魂觀也進一步讓兩者的宇宙論截然不同──奧義書傳統主張的是「梵、我一如」，而耆那教則認為是由宇宙世界是由但各各獨立的活命所構成。

黃教授並接著提及耆那教與佛教之間的相互批判：耆那教批判否定靈魂存在的佛教為斷滅論（ucchedavādin）與無作用論（akiriyavādin）者──然而，有趣的是，佛教也對耆那教有類似的批評，認為後者否定行為與業、社會與宗教在本體論上具有任何意義。儘管耆那教可以持非絕對論或不執著論（anekānta, syādvāda, nayavāda）的立場對諸種形上學論述表示不置可否，但佛教則指責此種模稜兩可的態度。

回顧上述，黃教授論及：在吠陀晚期，初期奧義書開啟了印度思想史的新頁，但同時作為正統傳統的婆羅門教也在面對都市化以及非奉婆羅門傳統為核心的新興王國崛起之下屈居劣勢，度過了從佛世到阿育王時代以沙門為主流的時期，直至孔雀王朝的滅亡後才復興；與此同時，與婆羅門教對立的沙門傳統，內部儘管相互影響但也彼此競爭。最後，黃教授總結：婆羅門教、耆那教與佛教的角色與立場分別對應為正統、改革與革命。

現場並有諸多學人或研究生提問與回應。比方林鎮國老師特別點出黃老師並不是腳穿皮鞋，而是穿著適合印度當地風土與文化的涼鞋做田野，以回應黃老師對當年自己隨耆那教眾過苦行的經驗分享。提問方面，諸如耆那教文獻的成書年代為何；婆羅門教、耆那教與佛教三者對於「我」的定義與理解為何；耆那教是否吸納了佛教的思想；為何耆那教能夠持續地留存於印度，而佛教卻已消亡。對於最後一個問題，黃教授認為原因之一可能是佛教最後被婆羅門傳統逐漸同化與吸收，譬如使用的語言──耆那教自始至終堅持以方言來傳續自身的經典與教義，而佛教卻早早就接受了吠陀傳統使用的梵文。另一個耆那教能夠存續的有趣原因，是因為耆那教比起婆羅門教更接納女性作為修行者，也更為肯認了女性在解脫上的可能與社會地位。

黃老師的視角無疑地是從更為宏觀而脈絡化的文化史角度切入，而不是將佛教孤立於印度諸宗教傳統與社會之外而獨立研究──耆那教亦然。一方面，比起僅僅的思想或哲學議題的探討與爬梳，黃老師考慮到了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面的變動作為時代背景；二方面，佛教與耆那教都不是個別而孤絕的宗教傳統，而是在諸多或暗或明、或彼此對立或相互類同的雙向影響與對話中形成。

筆者個人的聯想是：因為個人在莊國彬老師的課程中得知他與黃老師就同在沙門運動中的耆那教與佛教的角色定位有著截然的差異──莊老師將佛教界定為改革者，而耆那教是革命者。這或許是因為莊老師更多的是著重於婆羅門教、耆那教與佛教三者在制度面上的異同──儘管莊老師也同意在思想上，佛教比耆那教更為「革命」。具體而言，莊老師認為，作為沙門傳統，佛教不若耆那教那般更為接近當時對「沙門」的一般定義──因出家而出離於任何組織或團體制度之外，並無論以團體或個人名義皆拒絕擁有任何物質形式的財產。換言之，在制度上，組成「僧團」並允許持有某種程度或形式的財產（如僧衣或精舍）的佛教，反而是站在一個婆羅門與沙門傳統的中介而「中道」的位置上──不免讓人聯想的是，這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何佛教比起耆那教更容易接受以梵文來傳頌經典的原因，畢竟這也能被視為某種程度的制度面。